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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不给国家添负担
2017-03-22 08:17 来源:共产党员网 

陈毅元帅从不给国家添加负担,无论担任上海市长、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副主席,职务不断地变动,但他始终谦虚自律、廉洁奉公。

陈毅出任上海市长时,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战争造成的破坏,上海人民的生活面临着巨大的困难。陈毅带头到机关食堂吃大灶,为各级领导做出了表率。孩子们穿的都是旧衣服,大孩子穿过了,小孩子接着穿,连夫人张茜穿的也是带补丁的衬衣和袜子。张茜患病住院时,因为衣服上有补丁,医护人员都没有想到她竟是市长夫人。在陈毅带领下,上海驻军仅一个月就省下20万石军粮,大大减轻了政府和人民的负担。不到一年时间,上海的工业生产、人民生活就恢复了正常。

1950年,陈毅的妹妹陈重坤随同父母亲从四川来到上海。到上海后,重坤天真地想,二哥是大上海市长,我可以靠他享福了。谁知,住了一段时间后,陈毅对她说:“新社会要自食其力,不能当寄生虫。”不久,重坤又提出让二哥写张条子,让她上大学。陈毅说:“这个条子我不能写,我是共产党的上海市长。你有本事自己去考,考不取就回四川。”后来,她参加考试,考取了上海卫生人员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在上海市卫生防疫站工作。

两年后,重坤还是想上学。正巧,上海办起了速成中学。于是,重坤又要求二哥介绍她去学习。陈毅语重心长地说:“那些能上速成中学的都是解放区的有功之臣,你怎么能和他们比呢?”1954年,重坤在南京结婚了,夫妇俩住在一间平房里。后来又有了孩子,再加上婆婆公公等,一家六口人住一间20平米的房子里。

1964年,重坤写信要求哥哥跟有关方面打个招呼,调整一下住房。陈毅去南京出差,专门把重坤夫妇叫去批评说:“你们有困难应向组织反映。”“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现在正是国家困难时期,应该为国家分担困难,不能增加困难。”就这样,重坤一家在这间平房里一直住到1969年调离南京。

1959年,陈毅回到四川老家省亲,正巧老家新建的一座石桥竣工,乡亲们想把这座石桥命名为“元帅桥”。陈毅得知后立即阻止,他诚恳地说:“我陈毅算老几?真正值得歌颂的是劳动人民,我也来取个名吧,叫劳动桥。”

1958年,陈毅的父母从中南海回四川成都安家,临行前他特地嘱咐送行的负责同志,千万不要惊动当地领导。陈毅向工作人员交代了三条注意事项:一、把两位老人直接送到妹妹家,不要惊动四川省委;二、为两位老人找普通民房住,不得向当地政府要房子;三、两位老人安家的事要自己解决。工作人员按照陈毅的“约法三章”操办了此事,帮两位老人在成都兴隆巷租了两间平房住了下来,陈毅表示满意。成都部队和成都市委的领导没有一个人知道陈毅的父母就住在成都。直到1959年周总理路过成都,向当时的成都部队司令员贺炳炎问起陈毅父母的情况时,他们才知道这件事。

还有一次,1960年,当年赣粤边游击区大余等县的负责人去看望陈毅。陈毅一见大余县县长,就急着说:“你记得回去时替我带去200块钱还债。”见县长发怔,陈毅便讲了当年欠下“游击债”的情形:1936年赣南游击战期间,陈毅到陈丕显他们的棚子里落脚,而这棚子就搭在周大嫂屋背后的山坳上。端午节那天,周大嫂给住在棚子里的首长们送来一篮子赣南米粽子。陈毅要记下大嫂的名字,可周大嫂说山里女人没名字,于是陈毅给起了“周蓝”这个名字。几十年过去了,周大嫂在当年那么艰难的情况下给部队送粽子这件事陈毅元帅一直不忘:“这个债一定要还,共产党是讲信用的,有借有还。”这位县长回去后经过一番查找,终于将钱送到了周蓝的手里,并按有关规定落实了周蓝的待遇。(摘编自201434日《检察日报》徐伯黎/文)

(编辑:李飏  孙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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