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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城都道好官人”:张养浩及其监察思想(上)
2013-10-12 13:58 作者:陈松柏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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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养浩(1270——1329)字希孟,号云庄。山东济南人。是元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他做过地方官员,曾任堂邑(今属山东聊城)县尹;做过监察官员,曾任监察御史;做过中央政府的官员,曾在中书省(相当于行政院)任右司郎中,参议中书省事,以及礼部尚书等职。1329年,关中大旱,他被任命为陕西行台中丞,在救灾工作中,积劳病逝,终年60岁。张养浩一生居官勤廉,心系民瘼,以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一首散曲里自抒心志:“乡村良善全性命,廛市凶顽破胆心,满城都道好官人。还自哂,未戮乱朝臣。”疾恶如仇、意欲澄清天下的苦心孤诣可见一斑。

 

 

我喜欢张养浩,是从那首简单、朴实、明白而又对劳苦大众充满深切理解与同情的散曲《山坡羊·潼关怀古》开始的。在勘破人生无常,富贵功名转头空的同时,张养浩道破了寻常百姓在专制时代的悲剧定律:“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我敬佩张养浩,是缘于他的高风亮节。无论何地,官居何职,他均为过去和现在的为官者做出了优秀榜样:

 

在监察御史任,他上《时政书》,直斥当朝皇帝元武宗十大弊病:一曰赏赐太侈;二曰刑禁太疏;三曰名爵太轻;四曰台纲太弱;五曰土木太盛;六曰号令太浮;七曰幸门太多;八曰风俗太靡;九曰异端太横;十曰取相之术太宽。

 

在堂邑县尹任,他拆毁淫祠、感化盗贼、捣毁黑社会团伙,以致“三年之间,田者嬴,工贩者足,老幼服于礼节,强者不得病夫弱细矣;智者、谲者、饕餮顽暴者,戢而不得肆矣。得尽其才,得尽其力,庶几以道养民者也!”(《县尹张养浩去思碑》)真是士农工商各得其所,鳏寡孤独尽得其养。所以他离任十年后,当地百姓仍念念不忘,“犹为立碑颂德”。(《元史·张养浩传》)

 

在礼部尚书任,他首开科考,既为元王朝网络人才,又为有志于报效国家的优秀士人提供了晋升之阶。

 

在参议中书省事任,他赶上元英宗登基后的第一个元宵,听说英宗“欲于内庭张灯为鳌山”,他毅然决然,上疏谏阻:“世祖临御三十余年,每值元夕,闾阎之间,灯火亦禁;况阙庭之严,宫掖之邃,尤当戒慎。今灯山之构,臣以为所玩者小,所系者大;所乐者浅,所患者深。伏愿以崇俭虑远为法,以喜奢乐近为戒。”(《元史·张养浩传》)最终阻止了这一奢靡之举。

 

 

我崇拜张养浩,是缘于他身居高位,依旧洁身自好,因为看不惯统治集团的腐朽黑暗,急流勇退,归园田居,且六征不出。但是,到了“天历二年,关中大旱,饥民相食”的时候,他竟然临危受命,赴陕赈灾。并于行前做好一去不返的思想准备,“散其家之所有与乡里贫乏者”。一路上遇“饿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在灾区真正地做到了想灾民之所想,急灾民之所急:

 

打击囤积居奇,杜绝发灾难财;拿出官府积蓄,大力赈济灾民。实现了“乡村良善全性命,廛市凶顽破胆心”(《喜春来·满城都道好官人》)。

 

在全活了一方生灵的同时,却置自己的身体性命于不顾,“到官四月,未尝家居,止宿公署,终日无少怠。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元史·张养浩传》)最好地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典型的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死。

 

我更叹服于张养浩的不断总结、反省,“在守令则有守令之式,居台宪则有台宪之箴,为宰相则有宰相之谟”(明·张纶《林泉随笔》)。形诸文字,供普天下为政者参考借鉴:“己为令长,得牧民之道,欲使天下牧民之吏人人尽其道。己为宪臣,能振纪纲,慎举刺,言人所难言。欲使天下为宪臣者人人皆然。公其心于天下而不私其身,虽令尹子文之忠不及此也。”(元·林泉生《风宪忠告序》),留下了为后世津津乐道的《三事忠告》。

 

《三事忠告》即《风宪忠告》与《牧民忠告》、《庙堂忠告》的总称。明洪武二十二年广西按察司佥事扬州黄士宏合为一卷刻之,总题曰《为政忠告》。宣德六年,河南府知府李骥重刻,改名《三事忠告》。

 

《三事忠告》问世以后,流播甚广,受到历代统治者和为官者的高度肯定:“养浩为县令时著《牧民忠告》……为御史时著《风宪忠告》……入中书时著《庙堂忠告》……其言皆切实近理,而不涉于迂阔。盖养浩留心实政,举所阅历者著之。非讲学家务为高论,可坐言而不可起行者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陋规无数、贪腐不止的封建官场,《三事忠告》长久地传递着一股清明刚健的正能量。

 

 

以下让我们对《风宪忠告》略作赏析,以期与纪检监察工作者共勉。

 

《风宪忠告》大致可分为相互关联的三大类,即修养类,有自律第一;工作类,有示教第二、询访第三、按行第四、审录第五、荐举第六、纠弹第七、奏对第八;节操类,有临难第九、全节第十。

 

不能自律,谈何约束?大千世界,无限诱惑把握不住,必然堕落。诸如较为普遍的古今官员的贪污腐败,确是不能自律的必然结果。

 

诸如寻常所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貌似旧时官场的正常现象。但是,严于自律如南宋杨万里、杨东山父子,不仅不贪,相反的还用私俸济贫,真正做到了在官场一腔正气,归故里两袖清风。又如张养浩,上陕西行台中丞任之前不仅“散其家之所有与乡里贫乏者”,上任之后,“恳悃率倡,务用仁术,官币不继,倾己囊橐”(元·《归田类稿原序》),这都不是一时兴起的偶然性行为,而是长期修养的结果,是严于自律所使然。

 

作者开宗明义,提出了一个“严”字,从下往上,层层加码:“士而律身,固不可以不严也。然有官守者则当严于士焉;有言责者又当严于有官守者焉。”对监察官员(有言责者)提出了人品修养的最高标准:士,固然要严于律己,一般官员得严于士,监察官员又得严于一般官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监察官员是“执法之臣,将以纠奸绳恶,以肃中外,以正纪纲,自律不严,何以服众”!一如我们今天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自己过硬,才有资格管人,才具备了管好别人的基本资质。

 

张养浩采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值得我们今天的纪检监察工作者学习借鉴。他说,严于自律应该达到如此水准:“严如处子之居室,一行、一止、一语、一默,必遵礼法,厥德乃全。跬步有违,则人人得而訾之矣。”纠风正纪者要像古代待字闺中的女孩那样,每一动作,每一停顿;每一句话,每一沉思,都得遵守礼教规定。如有半点违背,所有的人都会看不起你。说白了,监察官员必须经得起各种可能的严格挑剔,不致因自己行为的不检点而落人口实,唯其如此,才能维护自身的威信,才能做到无私无畏,才能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

 

(实习编辑: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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