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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其官,则思尽其职:张养浩及其监察思想(下)
2013-10-12 14:01 作者:陈松柏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在《“满城都道好官人”:张养浩及其监察思想(上)》中提到的《风宪忠告》将监察官员的职责分为示教、询访、按行、审录、荐举、纠弹、奏对等七项。

 

这七项工作中,张养浩把示教放在首位,可谓大有深意。所谓示教,一如现代所谓将事件消弭在萌芽状态,或曰防患于未然。“刑罚不足以致治,教之而使不犯”是其指导思想。

 

他认清了为官者的普遍心态:“苟非其所惮,虽耳提面命,则亦不足发其良心。”当官的最怕监督——“所畏服者莫如风宪。”合格的监察官员必须用好这一畏服心理,上任伊始对监察对象提出忠告:“彼之官重者廷授,次者省授,又次则吏部授。大小虽殊,无非国家臣子。为人臣子,奸污不法,人孰汝容?夫纳贿营私,所得甚少,所丧甚多。与其事败而治,曷若先事而教之为愈哉!吾之此言,虽曰薄汝,实厚汝也。虽若毒汝,实恩汝也。”苦口婆心,谆谆诱导,使心存不良者幡然醒悟:“率德改行,易凶恶为良善。”

 

第二,询访,换成现代语言就是调查。“悉心询访。小而一县、一州,大而一郡、一国,吏孰贪邪?官孰廉正?何事病众?何政利民?及豪横有无?风俗厚薄?既得其凡,他日详加综核,复验以事,其孰得而隐哉!”管理一方,就一定要对所属的人、事心中有数,了如指掌。

 

“苟廉矣,即优之礼貌,荐之、举之,则善者劝矣。”调查中,遇到清廉之士,则奖其所当奖,劝勉作用不可小觑。

 

“苟贪矣,虽极品之贵,即蔑之、威拒之、纠劾之,则为恶者惩矣。”询访中遇到贪官污吏,不管其级别多高、权力多大,都要与之进行坚决斗争,将有效遏制贪腐现象,惩戒效果不言而喻。

 

只有做到无善不奖,无恶不罚,才能树立监察官员的威信,才能对贪腐官员产生震慑作用。

 

第三,按行。就是现代所谓巡视、视察。

 

“廉司所莅之处,一方官吏皆惕然不自安。其所不安者,由彼为恶日久,恐人有以发而讼之一旦故也。”为了逃避严惩,“必多方以求司官所亲之人而解之”,即想方设法接近监察官员的亲信。如书吏、奏差、总领、祗候等,亦如现在所谓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为人弥缝私罪,则何求不得?何请不遂?”因此,务必小心这些“所亲之人”与地方贪官之间的交易:“苟不深防预备,严为禁切,万一连己,悔将何及!”

 

第四,审录。即审理案件。张养浩说:“毫厘或差,生死攸系。”

 

他因此不允许严刑逼供,特别强调人文关怀:“有疾,则医药之,疾革,则释梏,入人而侍之。”

 

他要求分清不同情节、不同身份:“均之为盗也,而有长幼疏戚之分。均之为奸也,而有夫亡夫在之殊。”

 

这里有一句关键语:“夫莅官之法无他,口威心善而已矣。”其目的在于“口威则欲其事集,心善则不欲轻易害物。”切实体现执法的“仁恕忠厚”。

 

第五,荐举。人人都知道弹劾是监察官员的天职,往往忽略了荐举也是其主要任务。张养浩这里专门一提,并且放在弹劾之前,有意突出的用意特别明显。只有将铲除贪官污吏与选拔高士贤才紧密结合,才会形成良好的官场风气,进而出现中兴气象。

 

对此,张养浩的认识尤其深刻:“夫士有公天下之心,然后能举天下之贤。盖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周知,亦非一人所能独成,必兼收博采,治理可望焉。故前辈谓‘报国莫如荐贤’,真知要之言哉!”

 

他以田求良农,货求能商,牛、羊求善豢者的最佳组合为例,生动地说明了“受天下之寄,任天下之责者”必须要“求天下之才共治之”的道理。

 

为了广罗人才,监察官员必须做到心胸阔大:“廉而且干,虽有不共戴天之仇,公论之下亦不得而私焉。”是所谓国家事大,个人事小,精忠报国,性命且不计,遑论私仇乎?同时提供了一条成功的经验:“大抵求而后举,不若不求。而举之为公,识而后荐,不若采之舆论之为博。”即是说还要不拘于个人的发现,而要善于从广为流传的舆论中了解人才、推荐人才,最好地做到野无遗贤。

 

第六,纠弹。在寻常人眼里,似乎这才是监察官员的本职工作。作者仅把它放在六项工作的第五位,大概也是要突破这种认识的局限吧——它不过是许多工作中的一项。

 

纠弹是监察官员的天职。无所不管,无所不纳,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夫台宪之职,无内外远迩之分。凡有所知,皆得尽言,以闻于上。虽在外,苟知居中者非人,纠而言之可也。虽在内,苟知外官者不法,纠而言之亦可也。大率期以至公无私,斯得之矣。”

 

张养浩特别提醒我们,纠弹时有一个必须注意的问题,那就是从本质上区分君子、小人。对于小人:“虽有所长,亦不必举。”为的是杜绝小人干政。对于君子:“君子之过苟不至甚,殆不宜轻易害之,使数十年作养之功扫地于一旦也。”君子只要错误不大、危害不重则尽可能予以保护。作者引用了赵清献公的两句话:“小人虽有小过,当力排绝之,后乃无患。君子不幸而有诖误,则当为国家保持爱护以全其德。”

 

一切从大处着眼,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这是监察官员纠弹的最高准则。

 

第七,奏对。即“奏对于殿廷之上”,向皇帝陈述考察结果,提出自己的处分意见。

 

当官易,当一个合格的监察官员难。张养浩的体会特别深刻。请听他开首一段话,说绝了监察官员的风范与责任:“中外之官莫难于风宪,莫危于风宪。曷谓难?人之所趋者不敢趋。人之所乐者不敢乐。人之所私者不敢私。所谓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非难而何?曷谓危?入焉与天子争是非,出焉与大臣辨可否,至于发人之奸,贬人之爵,夺人之官,甚则罪人于死地。一或不察,反以为辜,则终身无所控诉。非危而何?”除非有胆有识无私无畏者不能充当此任,这也正是监察官员骄傲之所在!

 

“居其官,则思尽其职,所谓危且难者固有所不避焉。竭忠吐诚,置死生祸福于度外。”何等阔大的胸襟,何等恢宏的气派!监察官员如此才是国之所倚,才是民之所赖。

 

 

古代的中国士人,最强调个人气节。但在张养浩看来,监察官员的气节要求,比寻常士人理应更高。他为此提出临难、全节的问题。

 

所谓临难,指遭遇“刑辱之事”,也就是面对危难的时候。

 

监察官员肩负监察百官甚至帝王的重任,时刻准备犯颜直谏,必须有随时为此献身的准备。

 

直言忤君,没有牺牲自己甚至全家乃至全族的思想准备可不行。如张养浩之上《时政书》,事先就做好了最坏打算。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请元武宗怜其忠心可嘉,只罪及本人,而不株连家族。

 

检举权臣,结果一样。一个个都受皇帝宠信,倚为腹心,说到他们的不是,也就等于打在他们的身上,痛、羞在皇帝的心上、脸上。再说,他要倒打一耙或者根本否认,胜算的几率相当高,其结果与直言谏君并无差别。

 

就因为风险太大,监察官员尤其需要有一个坚定的信仰:“为国为民而得罪,君子不以为辱而以为荣。虽缧绁之、椎楚之、斧钺之,庸何愧哉?”为国为民而死,也算得其所哉!

 

所谓全节,即保全气节。“非其义则不死,所以重于泰山也。”他这样论述死的必然性:“人之有死,犹昼之必有夜,暑之必有寒,古今常理,不足深讳。”他这样论述死的崇高意义:“若为子死于孝,为臣死于忠,则其为死也大,身虽殁而名不没焉。……夫人以眇然之身,倏尔之年,使之山岳耸而日星揭者,非节义能尔耶!”

 

张养浩的意思是:为了人间的道义,就得做到什么也不顾,把生命看得比鸿毛还轻。监察官员当面廷争、直接上书,指斥时政、参劾权奸,受到不公正的处分甚至于被杀,显然是有价值的,大丈夫对此就理应把生命看得比鸿毛还轻。

 

最后,张养浩提出标准的儒家气节观与监察官员们共勉:“故节义者,天下之大闲,臣子之盛德。不荡于富贵,不蹙于贫贱,不摇于威武。道之所在,死生以之。彼依阿淟涊,枉己徇人者,所谓无关得丧,徒缺雅道,正使获荣宠于一时,迨夫势移事去,其前日之荣电灭风休,漠无踪迹。其昭在人耳目者,奸佞之名,千古犹一日,其为辱也,庸有既乎?呜呼!宁为此而死,不为彼而生,以是处心,庶无愧于古人矣!”这是一个充满凛然正气的封建士大夫的生死穷达观,他们显然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与骄傲,他们留给我们的这一份“非其义则不死”、“如其义则一切无所顾”的崇高气节观,理应是我们代代相传并不断发扬光大的宝贵的精神遗产。

 

 

张养浩一生三进御史台:

 

一、“献书于平章不忽木,大奇之,辟为礼部令史,仍荐入御史台。一日病,不忽木亲至其家问疾,四顾壁立,叹曰:‘此真台掾也。’”

 

二、堂邑县尹任满后,“仁宗在东宫,召为司经,未至,改文学,拜监察御史”。

 

三、“天历二年,关中大旱,饥民相食,特拜陕西行台中丞。”

 

为台掾、为御史、为中丞,历基层、历中层、历高层,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归纳总结,源于实践,对于历代监察,具有直接的借鉴指导作用。对于今天的纪检监察,亦有借鉴参考意义。

 

张养浩和他的《风宪忠告》,是中国监察史上的瑰宝。

 

(实习编辑: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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