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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将军邹衍回忆:长征路上战友给我一碗青稞面
2016-10-27 08:18 作者:谢智伦 王敏娜 来源:《辽宁日报》 

油画作品《抢渡大渡河》。

邹衍写的一副对联。

1987年,邹衍(右二)携夫人回到曾经战斗过的瑞金。

邹衍

核心提示

  今年101岁的邹衍老将军每天都要泡上一杯茶,看看当天的文件和报纸,偶尔还要练上一会毛笔字。茶是家乡的兴国茶,字是气势磅礴的“行程二万五,雪山草地行”。

  13岁参加革命,19岁担任中央红军总政治部通信警卫班班长,为中央领导传递机密情报和重要信件,邹衍在漫漫长征路上执行过多次重大任务,也经历过重重磨难。长征,让他决心跟党走。长征途中的战友情,让他感恩至今。

  听完毛主席的一番话,立下了跟党走的决心

  邹衍是江西人,虽然已在东北定居几十年,他依然保持着每天喝家乡茶的习惯。

  “我13岁开始参加革命活动,那时就想着有一天能加入红军。”1014日,望着眼前兴国茶冒出的袅袅白气,这位101岁的老将军的思绪回到了家乡,回到了红军时代。

  191511月,邹衍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崇贤乡石角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虽然先祖家业殷实,但到他曾祖父那一代开始家道败落,到他父亲这一代地无半垄、钱无一分,倒是有一笔100多块银圆的外债,日子过得极为艰辛。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邹衍从小就操持家务,虽然在祖父的坚持下断断续续地念了5年书,但最终还是辍学回家作田(即种地)。

  然而,在旧中国,作田是一种永远也无法改变贫穷命运的谋生手段。就在邹衍对前途感到困惑时,社会发生剧烈变革,各种新的思潮和信息不断地传到古老而封闭的赣南大地。

  从大人的谈论中,邹衍听到了不少红军“打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故事,深受鼓舞的他特别渴望加入红军。

  1928年前后,邹衍的家乡来了一支红军队伍,在当地贴标语,开大会,打土豪。当时的邹衍只有13岁,还有些懵懂的他跟着村里的大人们加入了农民协会,为组织站岗放哨。

  不过,邹衍心底里最渴望的还是成为一名红军。1929年春天,当他得知县里来了红军后就赶去报名,结果在县城住了5天也没报上名,人家不收他的原因非常简单:年纪太小,个子矮。但这并没有打消他加入红军的念头。

  回家之后,邹衍先是加入儿童团,担负起站岗放哨、禁烟禁毒、破除迷信等多项任务。然后,他又加入了少先队,配合游击队活动,经过多次斗争的锻炼,邹衍的阶级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很快便成为一名共青团员。

  19309月,邹衍被兴国县苏维埃政府选中,到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去学习,他加入红军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校领导和教官们的严格要求让邹衍迅速成长。但让邹衍真正明白革命的意义的人是毛泽东。

  邹衍回忆说,那时他们正在学校附近的田野里搞演习,毛泽东带着两个警卫员恰好经过。大家请求毛泽东讲几句话,他很高兴地答应了。那次谈话,毛泽东就给大家讲了一个“分”字。“分”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毛泽东联系实际讲解了为什么要打土豪分田地,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压迫以及革命的目的。

  毛泽东的一番话,不仅让邹衍这些刚刚从农村出来参加革命的孩子明白了革命的意义,还在他们心中种下了坚持革命信念的种子。

  “当时就立下了决心,不管将来遇到什么困难,都一定会铁心跟党走。”邹衍说。

长征初期 

一晚上走不到七八公里

  一句承诺,坚守一生。

  当红军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中失利,踏上漫漫长征路时,邹衍毫不犹豫地挥别父母,离开了家乡。

  “长征开始时,并不叫长征,而是战略转移。”邹衍说,当时他在红军总政治部担任通信警卫班班长,这项工作一直干到长征结束。

  长征出发时,为便于行军,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军委机关和直属单位被编成两个纵队,第一纵队的代号是“红星”,由红军总部和干部团组成;第二纵队代号是“红章”,主要由在中央苏区的党政群团机关人员组成。邹衍所在的总政治部则被编在第一纵队的第二梯队。

  “两大纵队人员非常多,加起来过万。”邹衍回忆,直至遵义会议召开前,这两大纵队才合编为一个纵队,不过那时人已经少了很多。

  在长征之初,两大纵队的行军速度始终上不去,一个原因是人员较多,另一个原因是各级首长、各个单位携带着很多沉重的公文箱,而马匹又十分紧缺,多数要靠手抬肩挑。

  邹衍说,当时,苏区政府各部门还将一些沉重的装备也带上了,比如印刷厂的石印机、造币厂的铸币机、被服厂的缝纫机等等。另外,中央银行和各单位的大量银圆也都要靠战士和挑夫用扁担挑。

  让邹衍印象最深的是军委直属炮兵营的山炮炮身、炮架以及轮子都被分别拆卸下来,由战士抬着或扛着。

  “山炮的轮子很大,一个轮子至少要两个人抬着,走走停停。”邹衍说,那时候光挑夫就有六七千人。

  为了躲避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和飞机轰炸,红军基本上都是夜间行军,并且走的都是山路。

  每天都是吃完晚饭,天一擦黑就出发,走到第二天早上再宿营。本来视线就不好,山路又十分狭窄,大家只能排成一队一点点向前挪动,一旦遇上陡坡还得停下来。

  邹衍记得,有一次他们走了一夜,才翻过一座小山,估算一下,连七八公里的路程都不到。“这样走走停停,队伍就拉得很长,前面的部队抵近湖南湘江的时候,后面的部队还在百十公里之外。第一纵队清晨渡过湘江后,第二纵队黄昏才赶到江边。”他告诉记者。

  护送刘伯承到乌江架浮桥,助大部队跳出包围圈

  “在战略大转移的途中,我们通信警卫班的任务可以说十分庞杂和艰巨。”邹衍说,除了保卫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同志的安全,做一些社会调查、筹粮筹款和宣传群众的工作外,他还担负着送信、传达首长命令指示的任务。特别是在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强渡湘江、攻取金沙江、飞夺泸定桥时,通信班的任务尤为艰巨,他们往返于总部和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之间,传递机密情报和重要信件。

  时任通信警卫班班长的邹衍完成了两次重要任务:一次是攻打遵义后,总政治部机关还在桐梓,李富春主任派他到遵义城请示周副主席,总政治部机关到遵义后是否进入遵义城。另一次则是在红军南渡乌江之前,护送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到乌江前线,组织部队架桥飞渡。

  邹衍回忆,红军四渡赤水之后,发现敌情依旧严重。为此,毛主席决定以红九军团伪装主力,把敌军引向北面,而红军真正主力则突破敌军封锁,进到乌江北岸沙土、安底地区,然后在那里南渡乌江。但由于当地缺少过河工具及设施,需要架设浮桥。

  红军南渡乌江的前一天晚上,刘伯承急匆匆地来到红军总政治部,同李富春商量一些紧急工作。当时夜已经很深了,邹衍在外面负责守卫。

  二人研究完工作后并没有休息。李富春走出来对邹衍说:“小鬼,现在情况紧急,刘总参谋长要马上赶到乌江边上去指挥架浮桥,这段路不好走,你带半个班负责把他安全护送到乌江渡口,马上出发。”

  “是,保证完成任务!”邹衍答应一声,立刻带领几名战士护送刘伯承前往乌江渡口。

  刘伯承是邹衍仰慕已久的军事家,参加红军后,他听到不少关于刘伯承的传奇故事,因而能执行护送刘伯承的任务,他是既兴奋又深感责任重大。

  从总政治部通往乌江岸边的山路有十几公里,又窄又陡,十分危险。当天夜里又没有月亮,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刘伯承到总政治部只带了一名参谋,两名警卫员,再加上邹衍他们半个班的人,一共也不超过10人。为了刘伯承的安全,邹衍安排一名同志在前面提马灯照路,他和另外几名同志紧握手中的枪,跟在刘伯承的身边,以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

  好在一路顺利,天亮之前,他们终于把刘伯承安全地护送到了乌江边,同红二师和架桥部队的首长见了面。

  完成任务后,邹衍带着几名战士在乌江边上等着总政治部的队伍。当李富春和机关其他同志到达后,简易浮桥已经架好,大家踏上浮桥,和军委纵队一起过了乌江,跳出了敌人的重围。

  断粮的时候,战友分给他一小碗青稞面

  对于长征的回忆,还有一个叫吴多禾的人,让邹衍念念不忘。

  邹衍的警卫员邓兴文告诉记者:“吴多禾是老首长在长征时期的同班战士。其实,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老首长说起吴多禾这个人了,老首长之所以对他念念不忘,与一碗青稞面有关。”

  19358月,邹衍所在的部队穿过草地,进入川甘交界的高山地区。此前两个多月,由于天天行军,加上吃不饱饭,战士们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而高山地区山峦起伏、道路崎岖,邹衍和不少同志都掉队了。

  一天,当邹衍一行翻越一座无名山时,在半山腰遇到了总政机关的司务长李庭序、通信员吴多禾以及炊事班一名背着大铜锅的炊事员。

  当时,炊事员已是筋疲力尽,把锅放下后躺在路边起不来了。考虑到总政机关100多人都要靠这口锅做饭,说什么也不能丢下,邹衍和另外几个人商量决定,由两个人抬锅,另外的人则挑着大家的行李,争取尽快追上大部队。

  当他们终于翻过那座大山,来到一个村庄时,天已经快黑了,于是他们就和另外一些掉队的同志一起在村外的一个打谷场过夜。晚上,邹衍又累又乏,饭都没吃,就蜷缩在一个火堆旁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肚子饿得咕咕叫的邹衍想吃点东西继续赶路,却发现头天晚上自己绑在铜锅上的那一小袋干粮不见了。

  粮食在那个时候就是命,长征路上没有吃的,就意味着走不了路。邹衍当时越想越痛心,忍不住哭了起来。

  “说实话,长征路上遇到过那么多苦和累,我都没哭过,但那次是真的哭了。”邹衍说。

  就在邹衍感到无助的时候,吴多禾从自己干瘪的干粮袋中倒出了一小碗青稞炒面。等邹衍吃了炒面,有了些力气后,大家继续抬着锅追赶大部队。

  “在那样艰难的时候,把自己所剩无几的粮食分给我,等于拿自己的命来救我的命!这样的战友情,什么时候都不能忘。”邹衍说,长征队伍到达陕北以后,他与吴多禾分开了。后来多次寻找也没有音信,这让他觉得无比的遗憾。那碗活命的青稞面他从未忘记,感恩至今。

  “在长征途中团结互助、甘于奉献,为他人着想的事迹很多。在翻越大雪山时,不少战士在临死之前,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叠得整整齐齐放在身边,留给后面的同志穿。”邹衍眼中泪光闪动,他说,红军是一支充满了人情味的队伍,战友之间的情谊最是珍贵,当初跟着红军走是最正确的选择。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征”

  “走好新的长征路”,这是前几天邹衍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写下的几个大字。寥寥几个字,却道出了老将军的心声。

  “在今天看来,红军长征的壮举已经成为历史,但是那种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坚定不移的精神需要我们代代相传。在新时期,我们要走好新的长征路。”邹衍语重心长地说,“是党把我培养成共和国的将军,国家和军队又给了我优厚的待遇,我只有尽可能做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才能报答党对自己的培育之恩。”

  邹衍有三个女儿,在女儿们的眼中他既是个慈祥的父亲,也是个严厉的父亲。

  邹衍的小女儿邹军军告诉记者,小时候父亲就给她们讲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让她们明白革命的艰苦,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她们也一直遵循着父亲立下的规矩,比如组织部门给配的专车她们不能用,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无论刮风还是雨雪天,姐妹三人都是骑自行车或者挤公交车上下学,从来不搞一丁点的特殊。

  “父亲教育我们要艰苦朴素,从小我就捡姐姐穿过的衣服穿,因为衣服较大,穿上去不合体,像是穿了一件大褂,所以小朋友总是开玩笑地叫我‘邹大褂’。”邹军军说,除了艰苦朴素,父亲还教育她们进步要靠自己的真才实学,不能依靠父母的影响。

  小时候,姐妹仨有时候对于父亲的严厉感到委屈,但长大后,她们明白了父亲的用心良苦。

  2015年,邹衍过百岁生日,姐妹仨专门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在结尾写道:“感谢您的教诲和培养,使我们姐妹三人学会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努力工作,并拥有各自幸福的家庭。您在我们眼中永远是个既严厉又慈祥的爸爸,更是个伟大的爸爸。良好的家风是我们一生用之不尽的宝藏。”

  邹衍不仅向子女讲述长征故事,传递长征精神,而且还在学生中弘扬长征精神。他与省内外6所中小学建立了联系。凡是共青团员、少先队员来信提出的有关党史军史、理想信念等方面的问题,他都亲自写信回答。到现在,他一共写了近百封信,达数万字。

  几十年来,邹衍心系教育,经常为希望工程、贫困学生捐款。20143月,他一次就为家乡崇贤中学捐款8万元。

长征精神的传递是邹衍一直挂念的事,在采访结束时,他一再叮嘱记者:“要告诉现在的年轻人,长征永远在路上,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征,一定要接好手中这一棒,走好新的长征路!”

  人物档案

男,191511月出生,江西省兴国县人。19306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经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历任牡丹江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军区公安部队政委,沈阳军区装甲兵五十军政委,沈阳军区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编辑:李飏  虹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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