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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增把长征作为精神事件来写
2016-10-10 08:21 作者:脚印 来源:《辽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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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王树增的长篇小说《长征》(人民文学出版社)从2006年出版至今畅销了10年。10年间,常有身份各异的读者通过各种方式与王树增讨论长征历史的相关问题,甚至有人重走长征路。为什么当我们回顾中国工农红军所进行的那次异常艰险的远征时会怦然心动?为什么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红军战斗员所付出的牺牲会让我们不自觉地审视自我的精神与意志?王树增是如何创作的?本书又是如何出版的?请看本书责任编辑脚印的讲述。

200610月军事博物馆举办了一个长征图书展,我们把这本刚出版的面貌朴素简洁的书带到了会场,我们当即就傻眼了:370多种长征题材的书一片火红,全是高规格的制作,精装大开本,令人眼晕,我们带去的《长征》小小地放在角落里。更让人心里发凉的是那几百种书印数鲜有上8000册的,我们居然开印了5万!也许是为这本书付出很多,我放眼望去,总能看到自己的书,暗暗希望它不要淹没在红海里。

《长征》这本书是从哪儿开始的?

2000年的秋天,王树增爱人王瑛约我跟王树增见面聊聊。在北京惠新西街一个小亭子间,王树增说他在准备写《长征》,我对他暗暗有几分肃然。

王树增说他写《长征》的动力来自《人类1000年》这篇文章。该书公布了从公元1000年至公元2000年间,人类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100件重要事件。在已经过去的千年间,这100件重要事件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从人类历史进程的角度看,这千年在中国的三个事件被世界认为是具有巨大影响的:1100年,火药武器的发明。1211年,成吉思汗的帝国。1934年,长征。可以肯定的是,来自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科学领域的学者,在评选千年间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的100件重要事件时,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共同之处,他们也绝不是从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红色武装的军史角度来看待长征的。

毫无疑问,在二十一世纪回首长征,中国人应该能够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去探求中国历史上的这一重要事件。长征是突破了国度、阶级、政治界线的人类精神的丰碑。王树增要把长征作为精神事件来书写。

王树增夫妇激动地讲述他们内心的宏大写作计划,让我相信这是一部有特别价值的《长征》。当长征已作为符号存在几十年时,有人说要去重新把握它,并赋予它当代意义,你会忽然有一种力量油然而生。因为此前读过王树增的《远东朝鲜战争》,他对史料的把握剪裁、独特的视野、洞悉历史本质的眼力、隐忍厚重的情感、细节化的表达,使我对他写的《长征》充满期待。

其实,看重王树增的写作,是看他如何表达长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索尔兹贝里用他们的视角、他们的好奇心、他们的语言写长征、引起过全世界许多人的关注,由于他们的写作,这个“激动人心的远征”,搅动了世界无数人的激情,索尔兹贝里甚至说“本世纪(二十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

王树增就是想站在全新的角度讲一遍这个浩瀚的故事。因为还没有人从文学的角度全面记述过长征。这是王树增的雄心,也是他的野心,他会是斯诺所说“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的那个人吗?

怀着这样的期待,犹如期盼一件重要事件发生。6年,因为等待而漫长。

我经常打电话问王树增进展如何。他总说还在准备。这期间他同时在写作长篇历史纪实作品《1901》,那同样是一件浩瀚的工作,他还在为写作《1911》做准备。这期间他还出任武警文工团团长,他的写作计划在他日复一日的繁杂工作中一再搁置,等待中又增加了忐忑。到了2005年下半年,他爱人王瑛打电话说王树增为写作《长征》辞去了官职。

但王瑛开始并不打算把稿子给人文社,虽然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但她有她的考虑。王瑛是《解放军文艺》主编,活动能力也强。大概是碍于多年交情的面上,她准备了好说好散的战术:她请我吃饭,我们边吃边聊。她说会给我推荐很多好稿子,她诚恳坦率地告诉我《长征》不能给人文社的理由,让我谅解。

有一段时间,我真认为这部书稿就此“飞”了,想想心里总有些不甘。慢慢地对王瑛的回绝也不太在意了。王树增写《长征》的事被我在心里牵挂了好几年,我还没有感到除王瑛外有别的编辑这么挂记它。

既然王瑛没有打算好给哪一家出版社,那我就耐下心来,从心里认定王瑛是想为 《长征》 找个好编辑好出版社。我们一如既往地通电话聊《长征》,谈出版。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这期间我知道多家出版社都在争这部书稿。出版社的争稿大战,往往会弄得作家心浮气躁。但我听得出王瑛并没有答应任何一家,她在观察,权衡,选择……

我最后决定再跟王瑛谈谈。我仔细地分析她犹豫的原因,我把她可能有的疑惑列了十几条准备解答,并准备了一个详细的我们力所能及的推广计划。那天我们谈了七八个小时,最后她终于同意把《长征》给人文社。

其实,这部书对我也是极大的挑战。我对这部书充满了激情并预感它是一部好书,如何让它产生极好的效益,的确有压力。长征是一个浩大的题材,关于它的书写可以说汗牛充栋,读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对一种新写的 《长征》感兴趣?《长征》是否能脱颖而出?我心里没有太大把握。

这期间我读了不少关于长征的书,这种阅读对我非常有用,我更坚信王树增写作的《长征》的价值。果然,《长征》终于成了红中最红,发行了9万册,并获得所有的国家级图书大奖,每年都能发行四五万册。《长征》出版10年间,常有读者来信来电话或找王树增讨论长征历史的相关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历史学意义上的史料与史实、军事学意义上的策略与战术、政治学意义上的信仰与革命、社会学意义上的文明与进步,这正是《长征》所表达的多重主题引发读者的深思。

“这些读者社会身份各异,但他们思考的焦点却有惊人的相近之处,那就是即使相隔数十年,为什么当我们回顾中国工农红军所进行的那次异常艰险的远征时会怦然心动?为什么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红军战斗员所付出的牺牲会让我们不自觉地审视自我的精神与意志?”王树增说。

10年间,许多读者带着《长征》去了江西、广西、贵州、云南、四川……有读者去了黔北甘溪小镇,去找当年桂军对红军发动突袭时利用过的那条暗水沟……一个读者带着《长征》在西南的崇山峻岭一边打工一边行走,长达3年。我曾去过红军走过的大小凉山,若尔盖草原的一些县,在那样偏远的地方看到有人捧读《长征》,并把它珍藏在红色教育陈列馆里,深感震动。而这才是经典传播的方式。

(编辑:虹澄  孙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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