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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鸣春:抗战中的地下党秘密联络点
2016-06-23 10:00 作者:段芳宇 来源:《华商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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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鸣春原址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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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鹿鸣春  资料图片

 

鹿鸣春开张时,股东中既有银行界知名人士志诚银行经理、真实身份为中共党员的巩天民,亦有被称为东北救亡七杰之一的高崇民……这些股东的存在,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和爱国人士得以在鹿鸣春饭店进行爱国活动,埋下伏笔。

 

“鹿鸣春饭店特别是1号包房,‘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这里更是成了中共地下党组织谋划、运筹抗日斗争的重要场所,情报在这里传递,谋略在这里制定……”东北沦陷史研究室主任张洁总结了鹿鸣春“1号包房”的历史作用。

 

201569日,雨后的沈阳天朗风清。

 

和平区十一纬路40号,一栋匾额上提有鹿鸣春三字,与周围楼宇稍显不同的建筑临街而立,安静而优雅地注视着眼前繁景。

 

对此它早习以为常,皆因即便在那乱世岁月,它的门前也从不缺车马川流,来此宾客身份的尊贵,使得它名贯关内关外。

 

它正式开张的第一宴,座上宾为当时东北身份尊贵无人能及的少帅张学良和其夫人于凤至。此后的86年间许多彪炳中国历史的著名人物或长或短在这里出现过。

 

当然也有附庸风雅的本庄繁与东条英机,因为在它开业三年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光阴中,它走过了86年,鹿鸣春的身上有着怎样的源远流长……

 

1929年沈阳有了鹿鸣春

 

“当时的沈阳有三春、六楼、72饭店,鹿鸣春是三春之首”,69日沈阳鹿鸣春饭店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刘雪艳概括了鹿鸣春当时在沈阳餐饮界的地位。

 

走进鹿鸣春,有一种精神层面的时空反差。遥想当年,衣香云鬓,觥筹交错,牌桌麻将……镌刻着1929年字样的瓷砖,似乎提醒着人们在流连今朝繁华梦时,不要忘了当年它出生时的模样。

 

上个世纪20年代,沈阳南市场(现和平区十一纬路40号)是个热闹所在,属奉天商埠地的一部分,几乎与日本人所侵占的满铁附属地近在咫尺。1929年的一天,南市场的街道上一座青砖黑瓦的两层小楼装饰一新,沈阳第三家“春”字招牌的饭店——鹿鸣春正式开张。

 

门前,一中等身材戴眼镜的斯文男子,对前来道贺的人拱手相谢。这个举止文雅的中年男人就是鹿鸣春的创始人,王星垣。

 

当年35岁的王星垣是葫芦岛绥中县小庄村人,18岁他离家来到沈阳。刚进入大城市的辽西少年先是做了一些杂工。用现在语境形容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被同僚形容为精明能干、善于应酬的王星垣不久后当上了洞庭春(当时沈阳一家知名饭店)堂头,“也就是现在的大堂经理”,刘雪艳解释了堂头的含义。

 

交际广泛、为人精明的王星垣深得洞庭春老板吉谦阶赏识,这种赏识某种程度上成就了餐饮业一家盛名延续至今老店的诞生。

 

192834岁的王星垣萌生了独挑门户想法,得知他的想法后吉谦阶不但没有反对,而是给予支持,这有点出乎人们惯常思维的同行相轻。

 

在吉谦阶支持下,人脉甚广的王星垣短时间内筹措到开饭店的资金42000元现洋。他将资金分成420股、每股100元,以股份制方式开办了鹿鸣春饭店。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取自《诗经·小雅》的鹿鸣春店名很有诗意,于是一家支持过抗战、解放战争期间又为我党地工组织“遮风避雨”的饭店,如今的红色遗址,在1929年诞生了。

 

开业当天景象,我们或许只能通过想象置身于宽敞大堂,感受当时鹿鸣春人声鼎沸的那个黄昏。

 

沦陷中的鹿鸣春

 

王星垣是个公认的“聪明人”,这从他将鹿鸣春办成股份制就可见一斑。

 

鹿鸣春股东中不乏当时沈阳知名人士,既有银行界知名人士志诚银行经理巩天民(真实身份为中共党员),亦有被称为东北救亡七杰之一的高崇民……这些股东的存在,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和爱国人士得以在鹿鸣春饭店进行爱国活动,埋下伏笔。

 

1931年沈阳发生了一件改变中国历史的大事,“九一八”事变。这时鹿鸣春刚刚开业3年。次年“满洲国”成立,东北彻底沦陷。完全由国人出资筹创的鹿鸣春在艰难中缓步前行。

 

平常人眼中,鹿鸣春依旧是晨夕洒扫、备料煎炒,前堂、后厨皆是忙碌身影。老板王星垣看上去虽然一脸从容,却在谋划着一件大事,这件事和马占山领导的抗日义勇军有关。

 

1932年,马占山在齐齐哈尔江桥一战中重创日军多个师团,消息传出民众振奋。这其中就包括当时正在西安的饭店股东高崇民。

 

高崇民在沈阳很有名,饭店在开业之初,他曾任奉天工商联合会总务长,“九一八”东北流亡集团到达关内后,他在东北流亡群体中积极开展东北救亡运动,被称为东北救亡七杰,他也曾是张学良聘请的秘书。

 

当时的抗日义勇军抗日经费很紧张,高崇民决定将自己名下鹿鸣春股份,股息大约1000块现洋转给马占山用于抗日。让谁办这件大事,他想了很久,因为在当时这是掉脑袋的事。斟酌再三,他把这件大事交给了王星垣去办。

 

王星垣如何完成的这件大事,并没有太多史料可供翻阅,但想必步步惊心。结果是王星垣不仅完成了高崇民的重托,还让佳木斯分店出资接济了被日军打散的抗日将士。

 

“股份不能转让给外国人”,开业之初,鹿鸣春出资人约法三章中的一条,这个密约某种程度上推动了鹿鸣春的行事风格。

 

鹿鸣春神秘的“1号包房”

 

鹿鸣春虽生逢乱世,却与无数过客结下渊源。鹿鸣春格局很有特点,不设散座,全是包房。

 

“当时饭店大约2000多平方米,一共十几个包间。鹿鸣春没设散座,来了就上楼。楼上都是包间,一个包间连一个包间。大的包间能有60平方米左右,小的也有40平方米”,王星垣的儿子王玉珩清晰记得父亲对当时鹿鸣春格局的描述。

 

众多包房中,1号包房很是神秘。

 

现在的鹿鸣春没有特意保留1号包房原貌,刘雪艳大体描述当时1号包房的位置与陈设,“1号包房在二楼尽头,紧临南市场大街,推开窗子就能看见市井喧嚣、车水马龙。”

 

“包房面积不大,屏风挡门,由于位于走廊尽头能俯视正门,便于观察各类人员走动”,刘雪艳说她掌握的资料里,巩天民曾把1号包房用作搜集揭露日本发动“九一八”真相材料的中转地,这些资料后被巩天民辗转交给了“李顿调查团”。

 

第一批在东北从事中共地下活动的巩天民既是志诚银行经理,又是鹿鸣春饭店的股东。为避人耳目,巩天民就选择楼上这间包房作为秘密活动场所。

 

用刘雪艳的话说,王星垣非常内敛低调,但心里有数。当时巩天民为了给东北抗日义勇军和共产党筹集药品和资金,经常在鹿鸣春聚会。他让王星垣订包房的时候,由头总是志诚银行要在这里开小会,会后有宴,宴后有玩儿……

 

鹿鸣春有个习惯,就是客人订桌后,一桌到底,不翻台,包房里都是同桌人,外面也没有等着翻台的闲杂人员,所以也就相对隐蔽、安全。巩天民还要求1号包房的服务人员要相对固定。

 

“鹿鸣春饭店特别是1号包房,从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开始,就成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和爱国人士从事革命活动的秘密联络点。‘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这里更是成了中共地下党组织谋划、运筹抗日斗争的重要场所,情报在这里传递,谋略在这里制定……”611日,东北沦陷史研究室主任张洁总结了鹿鸣春“1号包房”的历史作用。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辽宁省委党校文史教授王建学随口说出了当年在鹿鸣春饭店从事过革命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刘少奇、巩天民、阎宝航、张维先、曹伯刚、赵维刚、王若石、丁非……

 

“它不仅是一个提供美食,让人味蕾舒展的地方,还是一个承载历史,让人思绪翻腾飞跃的地方……”鹿鸣春现在“掌门人”张春海,曾为这家重生的老店作过这样一个注脚。

 

(实习编辑:丁丽丽  韩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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